福州与“漆”的不解之缘

《髹饰录》中有关于剔犀的详尽记录：“剔犀，有朱面，有黑面，有透明紫面。或乌间朱线，或红间黑带，或雕黸等复，或三色更叠。其文皆疏刻剑环、绦环、重圈、回文、云钩之类。”福州剔犀使用木胎、金银胎或脱胎为胎体，之后选用两三种色漆，在漆胎上反复髹涂几十上百遍，直至积累一定的厚度。待漆半干后，使用V型刻刀雕刻上回纹、卷草、云钩等图案，之后进行打磨、抛光等操作。由于每层髹涂的漆颜色不同，刻刀雕刻出的横截面也间杂不同的色彩，层层叠叠。

所谓“仿自犀牛肚脐之纹”，意思是剔犀花纹繁复，如同犀牛角横截面的肌理效果，这也是剔犀名字的来源。除字面含义外，福犀也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。“福”即是福州，同时也代表了幸福、福运。“犀”取自犀牛，犀牛自古以来便是祥瑞的化身，被人们赋予了聪慧、力量的寓意。因此，福犀是美好寓意的积累，与福州的福文化不谋而合。

相比于平面漆绘，福犀并没有雕刻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繁复华丽的花纹，更多是强调立体的视觉感受，漆器表面凹凸有致，刀口断面清晰，刀锋平滑有力，通体呈古朴、典雅之态势。福犀是对工匠刀工的考验，雕刻讲究一个“快”字，下刀前需要提前想好雕刻的内容，下刀时手要稳，雕刻的纹路需平滑。《髹饰录》专门将雕刻的过失总结为“骨瘦、玷缺、锋痕”等。骨瘦是指刻雕的漆过多，导致表面漆层过“瘦”；玷缺则是因刀法不够锋利，导致刻出的花纹不够利落；锋痕是因用刀没有留意，在不该有刻痕的地方出现了刀痕。一旦手法不够娴熟，雕刻出现了纰漏，整件漆器可能都需要推倒重做，很难进行补救。因此，制作剔犀的工匠往往需要大量制作经验的积累，唯有手熟，才能“下刀如有神”。

福犀是伴随着福州的地域文化不断发展的。“福犀”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曹昭的《格古要论》，其中记载：“福州旧作色黄滑地圆花儿者，多谓之福犀，坚且薄，亦难得。”指的是宋代至明清时福州本地制作的剔犀漆器。1986年在福州市北郊茶园村墓出土的剔犀三层漆盒，是国内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雕漆器，因此宋代是福犀漆器萌芽的开端。随着宋代皇室的迁都，中原地区的手工艺等产业也迁移到南方地区，得益于福州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宋代优厚的手工艺发展政策，为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，福犀也在这种环境下生根发芽，工艺得到迅速提升。宋熙宁年间，官府在福州设立专门的漆器作坊，制作以福犀为主的漆器。

明清时期是福州漆艺又一个发展高峰，福犀在工艺品中颇具盛名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写道：“游八闽之为雕漆，数百年于兹矣。四方之购此者，亦百千万亿其人矣……工师为谁？魏姓，字兰如；王姓，字孟明。闽省雕漆之佳，当推二人第一。”说明明清福州雕漆工艺已炉火纯青，并诞生了一批漆器制作名匠。这一时期受皇室贵族审美的影响，福犀漆器器型较大，胎体由木胎转为使用瓷胎，纹饰也更加华丽复杂。

清末时期，出现了“漆冻脱模”工艺，急剧下降了漆器的制作成本，传统的剔犀漆器的市场被抢占，加之福州脱胎漆器崛起，逐渐成为福州的新兴漆器代表，自此福州的漆器产品以福州脱胎漆器为主，福犀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复兴福犀工艺，不仅是对一项传统工艺的保护，同时对留存福州地域文化、唤起福州人的乡土情结也有着重要作用。从古至今，福州与“漆”便有着不解之缘。在福州民间，不论生老病死，抑或婚丧嫁娶，各类仪式都流行着使用漆器的习俗。

婴儿出生时，会使用朱漆髹涂的高脚盆作为接生盆，并在其表面绘制牡丹、莲花等纹样。朱漆有避邪之意，朱漆盆是对产妇和新生儿平安、健康的祝福。

结婚时，福州人会选用表面描绘鸳鸯戏水、麒麟送子等图案的漆制器具作为嫁妆或聘礼，如漆柜、漆桌、漆奁等，这些漆器具有举案齐眉、百年好合的寓意。

老人百年之后，家人会在棺木表面髹涂七道漆，因为“漆”通“七”，而“做七”是丧葬风俗，七日为一个轮回。使用漆制棺木，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哀思。

漆器是福州人表达美好愿景的媒介，是福州人热爱生活、追求理想的形象缩影。福犀作为福州漆器重要的一环，也是福州工艺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