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传统建筑的“大陆印记”

     清代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台湾淡水，工匠们正修建一座主祀妈祖的福佑宫。工程已近尾声，一旦落成，工匠散去，人们很难再得知建筑出自谁人之手。然而，一位来自福建惠安的石匠打破惯例，在前殿牌楼石垛的顶垛上悄悄留下落款。

1996年，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在淡水福佑宫实测时，发现了这个罕见的落款：“惠邑石匠陈柄檨”。这个有籍贯、姓名、职业的落款，成为追踪台湾工艺发展史的重要线索，也证实两岸传统建筑技艺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   “古建筑表达了人的生存生活之道，牵动历史、社会、艺术与人的情感，涉及文化极庞杂。”李乾朗说。

如今，福佑宫依然立于淡水老街，紧临淡水河，远眺观音山。这座泉州风格的古建筑，格局为两殿（正殿、三川殿）两廊式，三川殿后设有一亭。大量繁复精彩的石雕、砖雕是整座庙宇的精华，两块“尺二砖”雕出当时人们期盼的生活目标，是福佑宫最具特色的砖雕。

     根据李乾朗的研究，清朝时期，台湾各地新建宅第或寺庙，主人或倡建者会派人回闽粤故乡聘请良匠。因此，清朝留存至今的台湾传统建筑可见明显闽粤风格。

     台湾著名建筑学家夏铸九告诉记者，台湾建筑深受大陆影响，清朝时建造民居或寺庙，除从大陆延请工匠，主要建材如石头、杉木、红砖、瓦片及漆料也多用船从闽南或粤东运来，当时这样的运输方式叫“压舱”，形成台湾建筑的移植现象。

   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印证了建筑学家的说法。这座中国古典三进四合院的宫殿式建筑，是台湾第一座出现轿顶式钟鼓楼与铜铸龙柱的庙宇。它是台北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，最初的捐赠者以泉州移民为主，经多次改建，现貌仍出自清末民初泉州惠安名匠王益顺的设计。

    艋舺龙山寺由前殿、正殿、后殿及左右护龙构成。前殿为11开间，分为三川殿、龙门厅、虎门厅。三川殿前有一对岛内仅见的铜铸蟠龙柱，正面墙堵由花岗石与青斗石组构而成，墙上故事多出自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封神演义》。正殿屋顶采歇山重檐式，四面走马廊由42根柱子构成，殿内螺旋藻井全由斗拱相嵌筑构。后殿屋顶也为歇山重檐式。左右护龙配钟楼、鼓楼，轿顶式扁六角形屋顶造型独特。全寺屋顶脊带和飞檐由龙凤、麒麟等吉祥物造型装点，饰以剪黏和交趾陶，色彩瑰丽，堪称台湾剪黏艺术的精华。

    夏铸九说，台湾众多庙宇都有明显的中华文化印记。“这些建筑，只看一眼，就很容易勾起两岸共同记忆”。

    李乾朗介绍，清朝闽粤匠师来台，使台湾建筑承接了与唐宋一脉相承的建筑传统木结构技术，许多细节、手法与宋李明仲《营造法式》所载相同。规模较大的宅第与寺庙采用木梁柱，利用榫卯结合，特别是瓜筒、吊筒及斗拱技巧，有效强化木构造建筑。这些建筑因匠派不同呈现多元风格，泉州匠派梁架疏朗，以鹿港龙山寺、艋舺龙山寺为代表；漳州匠派栋架饱满，如台北保安宫；潮州匠派雕琢细致，可见于台南三山国王庙。

   台湾传统民居源于大陆的风格更明显。清代以来，大量大陆先民来台，俗称“唐山过台湾”，尤以来自闽粤的族群为多。这些族群在台湾落地生根，修建宅院也延续了聘请大陆工匠的传统。

    位于台湾新北的芦洲李家是一座三进三落四合院，兴建于清末。不忘本源的李氏先祖聘请山西名建筑师来台，按中原合院建筑模式，融合在地风情，修建了这座祖宅，当地人称之为“中原厝”。院门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“陇西堂”，道出李氏家族的渊源。

    据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考证，过去移民到台湾的闽粤族群，建房总强调“起祖厝”，祖厝总须立“堂号”。林姓，一般叫“西河堂”；陈姓，叫“颍川堂”；郑姓，叫“荥阳堂”。堂号追溯的祖居地，往往都远在隋唐之前。

 “‘家国天下’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基点，家族或宗族成为生命认同的重要标记。”林谷芳说，对历史的追溯，在文化凝聚、家族发展乃至个人认同上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    这些遍布于宝岛的传统建筑，深深烙上中国传统文化印记，也印证了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。正如夏铸九所言：“两岸的文化共鸣是历史积淀而成，消除不掉！”